自1998年中国工商银行成为国内首家托管银行，托管基金开元、基金金泰两只封闭式契约型证券投资基金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托管业务取得了长足发展，托管银行数量不断增加，托管产品种类日趋丰富，托管资产规模持续增长。在二十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商业银行托管业务在助力高标准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推动银行业务转型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金融深化程度的拓展，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的复杂性也不断增加，现有的管理制度和监管规定已难以适应业务发展需要，带来的风险和问题日趋增多，加强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的管理和监管必要且紧迫。鉴此，2025年12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了《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托管办法》），按照厘清职责边界、压实主体责任、严守风险底线的思路，细化了托管业务监管要求。本文从托管的起源、定位和机制安排出发，梳理了托管业务在我国的发展脉络，对托管业务监管的国际经验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托管办法》提出推动商业银行托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的建议。
托管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发展于二十世纪美国的股票市场共同基金。伴随着资管行业的迅速发展，托管成为监督和规范产品管理人行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安排。从目前全球托管业务的发展现状看，主要呈现三方面的特征：一是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二是综合化经营与专业化托管模式并存；三是托管市场具有较高的集中度。
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获得广泛接受和认可，是基于其所具有的信用补充和高效服务的功能。一方面，资管产品管理权与受益权相分离的运作架构，带来了“委托-代理”问题，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可以通过有效监督保障金融合约的履行，规范产品投资运作、防范道德风险。另一方面，随着资管产品复杂程度的加深和投资范围的扩大，产品管理人也有通过托管人的专业化服务，提高清算交割等日常运作效率，降低运营成本的需求。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中连接各方的金融中介，具有提供系统化服务的天然优势。基于这些原因，商业银行成为主流的托管机构。
发挥托管机制功能需要适当的法律结构设计。各经济体基于自身的法律基础、监管要求和市场发展状况，对托管嵌入产品运作的方式具有不同的法律安排，大致可分为以信托关系嵌入的“一元信托”和通过委托-代理关系介入的“二元契约”两种方式。目前，我国业界对托管人的法律定位、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职责划分等还存在一定争议。一些观点认为，托管人与管理人是《信托法》所定义的共同受托人，托管人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另一些观点则认为，在证券投资基金等产品中，虽然托管人与管理人都是《信托法》下的“受托人”，但不是“共同受托人”，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履行各自职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还有部分观点认为，托管不是《信托法》中的信托关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商业银行所托管的产品具有多元化特征，既包括各类金融产品，也包括各类专项资金形成的投资组合，在不同产品中托管人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责任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托管人的法律地位不能一概而论。本文通过分析《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及相关释义等，认为在现行法律体系下，商业银行是以信托关系还是委托 - 代理关系嵌入产品运作，应当基于具体的托管产品；以信托关系嵌入产品运作的，托管人和产品管理人也不是信托法下的共同受托人。为进一步有效发挥托管功能，同时维护各方合法权益，后续在相关涉及托管人法律定位和职责分工的相关法律法规修订中，需要在广泛征求意见并考虑市场现状的基础上，对上述争议问题加以统一规范。
我国的托管业务体系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体系化的建设历程。托管业务体系建设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托管制度的引入。为推动证券投资基金行业的规范发展，1997年原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发布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首次引入商业银行作为基金托管人。第二阶段是托管范围的扩展。随着资本市场发展，各类资管产品陆续出现，社保基金、信托计划、银行理财、保险资产等许多产品也引入了托管机制。第三阶段是托管制度全覆盖。为整治市场乱象，推动资管业务规范有序发展，2018年的“资管新规”规定，不同类型的资管产品、投资的各类资产以及交易的全流程都要置于托管监督之下。
根据中国银行业协会收集的主要商业银行的托管业务数据，2024年末我国商业银行托管资产规模182.20万亿元，托管收入总额为494亿元。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托管业务呈现出规模不断增长、收入有所下滑、行业竞争加剧和市场集中度较高的特点。发展趋势从侧面反映出进一步优化完善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管理和监管的必要性。
通过梳理、对比不同国家和地区、相关国际组织和我国一些主要产品的托管规则可以发现，针对托管业务的法律法规、监管制度和业务指引的规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第一，从产品端出发，对托管人职责提出要求。关于托管的监管规定主要是作为产品监管要求的一部分，目的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提高产品透明度、提升产品运作的规范性。尚没有专门制度规定从托管人角度出发，提出对托管人开展业务的基本要求。
第二，从事托管业务的机构具有一定的准入标准和要求。托管业务的核心是引入信用状况较好的第三方，通过财产保管和投资监督等方式，作为产品管理人的信用补充，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托管人的标准，并进行准入管理。
第三，为产品提供财产保管服务是托管制度的核心。为产品提供财产保管服务，保障投资资产的独立和安全是托管业务的核心环节。产品财产必须独立于管理人的固有资产、独立于托管人的固有资产，以及独立于其他产品的资产，避免资金池运作和财产混同。
第四，托管人可能需要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托管合同约定提供其他相关服务。除财产保管服务外，托管人也可能需要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或托管合同的约定，提供投资监督及其他增值服务。
针对近年来托管业务中暴露出的风险和问题，《托管办法》有效弥补了商业银行托管基础制度的空白，明确了托管业务“是什么”“做什么”“怎么做”和“怎么管”的问题，有利于促进商业银行托管业务规范健康发展，在有效防范化解风险的前提下助力高标准资本市场体系建设。
从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看，托管业务尚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定义和范围。我国使用的“托管”一词，实际上在国外并没有完全对应的概念。实际开展业务过程中，很多商业银行提供的附带保管或监督职责的业务，被冠以“托管”“保管”“存管”“监管”等名称，部分银行将上述部分或全部业务纳入托管业务的范畴。从实践经验看，各国家和地区有关托管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针对的是资管产品或资金组合的投资行为，就此而言，托管业务的核心是为产品投资提供相关服务。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理财产品托管、社保基金托管以及信托计划财产保管等，均可以归入“托管业务”的范畴。而预售资金监管、产品上下游资金监管以及资金存管等业务，是商业银行基于其信誉，为保障资金交易安全实施的监督行为，本质是商业银行传统账户管理类业务的延伸，与托管在业务模式、法律关系、风控要求、权责义务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不宜通过《托管办法》予以规范，开展此类业务按照相应的监管规定执行即可。
托管机制是为产品管理人的信用提供补充，而非直接使用托管人的信用替代管理人的信用。因此，托管机制有效运转的核心在于清晰划分托管人和产品管理人的职责，使二者分别有效履行各自职责。如果托管人和管理人的职责划分不明确，通过分离管理与托管职能实现第三方独立监督就会成为空中楼阁，同时也会在客观上导致投资风险向托管人转嫁，不符合“资管新规”等监管要求中明确提出的“打破刚性兑付”的政策取向。基于此，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托管办法》要求商业银行开展托管业务时，要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和托管合同约定，明晰各方职责边界，推动相关方有效履职。一方面，托管合同需要在托管人法定职责的基础上，明确约定相关方的权利义务和职责分工，合同的生效、变更和终止，以及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方式等内容；另一方面，在合同签署前，商业银行应当充分评估合同条款，确保合同的约定合规清晰、风险揭示充分、相关各方职责和权利义务明确。
托管业务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外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以财产保管为基础，衍生出了账户开立、清算交割、会计核算、资产估值、信息披露、投资监督等服务。在具体业务流程中，由于各商业银行和各产品的操作标准不一，导致了一系列风险事件和法律纠纷。鉴此，《托管办法》针对各类托管产品明确了“提供哪些托管服务”以及“怎么提供托管服务”两个主要问题。为有效履行托管职责、合理管控托管风险，《托管办法》对投资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未上市企业股权等非标准化资产的产品提出了专门要求。商业银行应当根据自身能力和服务水平，在对管理人以及产品进行充分评估后，决定是否开展托管业务。此外，《托管办法》也与各具体领域现有的托管规则保持衔接，共同构成了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的监管制度体系，以此形成监管合力，推动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托管作为中间业务，商业银行不承担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仅承担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托管办法》明确了商业银行开展托管业务的禁止性职责，并对风险防控的具体要求进行了细致的规定。《托管办法》明确的禁止性职责对应托管业务不承担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基本原则。商业银行不得违规承担不属于托管业务的风险，如承担托管产品财产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为托管产品提供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担保；为托管产品垫付资金、提供流动性支持或融资承诺等。商业银行也不能越权行使产品管理人的职责，主要包括对投资者进行适当性管理；保证项目及交易信息真实性、资金来源的合法合规性等。《托管办法》对风险防控的具体要求主要针对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商业银行要建立与托管业务规模和复杂程度相适应的风险管理制度和体系，建立完善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安全措施，构建完备的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商业银行还要密切关注管理人行为和产品运作情况对银行声誉的潜在影响，防范借助托管银行的品牌和声誉开展不当营销宣传，防止风险跨机构和跨市场传染。
《托管办法》首次提出了商业银行开展托管业务应当满足的最低要求，主要包括具有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设有托管业务专营部门等。商业银行开办托管业务，须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其派出机构报告。监管部门则须将托管业务的合规性和审慎性作为监管评级的重要依据，通过监管报告、暂停业务和监管处罚等措施形成对银行的合规约束。这种机制安排不仅有利于监管部门掌握商业银行托管业务的基本情况，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商业银行无序“内卷式竞争”。
商业银行对托管产品和合作机构的准入方面，要强化合作机构管理，合理控制风险，制定托管业务的客户资质、产品类别、资产类型的准入标准，做好尽职调查和准入管理，实行名单制管理，定期评估风险并进行动态调整。此外，商业银行要制定产品准入的禁止性负面清单，不得托管被纳入负面清单的产品。现实中，部分银行将托管业务作为一项引流业务，导致“重规模、轻质量”等绩效考核不合理的情况。对此，《托管办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对托管业务的考核评价应当充分体现合规导向，不得将托管业务与其他业务挂钩考核。
托管作为资管行业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通过引入有效的第三方监督，可以缓解集合投资计划由于受益权和管理权相分离和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委托 - 代理”问题，是建设高标准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基石。商业银行应以《托管办法》出台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完善托管业务的管理机制和运作模式，防止行业“内卷式竞争”，在明晰业务边界、明确职责分工的基础上，根据自身能力和服务水平，为所托管产品提供适当的服务；同时，从托管业务的风险特征出发，注意防范操作风险和声誉风险，最终实现托管业务的规范、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为精编版，脚注和参考文献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托管业务课题组成员包括王胜邦、赵玥芃、廖儒凯。
在“给李亚鹏捐款”的热潮持续数日后，处于事件中心的嫣然天使基金对外作出正式回应。1月20日，嫣然天使基金官方微博发文：“感恩大家。近期我们收到了大家的大量捐款，我们将珍惜并妥善将大家的善款持续用于唇腭裂患者的医疗救助项目。
来源：新华社、央视新闻、海客新闻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 一场大规模冬季风暴23日至24日夜间横扫得克萨斯州、堪萨斯州等美国中南部地区，带来大范围降雪、雨夹雪和低温天气。据媒体报道，全美已有22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超过1.3万架次航班受天气影响被取消。
1月24日下午，国防部新闻局副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蒋斌：我发布两条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副主席张又侠，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党中央研究，决定对张又侠、刘振立立案审查调查。
近日，李亚鹏创办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因拖欠租金陷入关停危机一事，引发广泛关注。短短数天，全网超过35万人的捐款额已突破2000万元，且数字仍在增长。这场围绕2600万租金的纠纷，早已超越单纯的商业契约之争，成为一场叩问公益边界、规则底线与社会善意的公共事件。
2026年1月，香港娱乐圈传来一则暖心消息。知名女星蔡卓妍在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面对记者的追问，正式公开承认新恋情，打破了此前港媒关于她与健身教练林俊贤的恋爱传闻僵局。此前，已有多家港媒曝光两人同行、共处的画面，引发外界对其恋情的猜测，但蔡卓妍本人始终未作出正面回应。
据环球网援引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最新民调显示，日本民众对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大幅下跌，较上一次民调减少10%。高市早苗 资料图1月24日、25日进行的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57%，较去年12月20日、21日上述日媒的前一次民调下跌10%。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跨省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占地面积19.54平方公里，涵盖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个园区，重点发展数字产业、智能制造、绿色新材料三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总部经济、绿色科创服务两大特色产业。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林婧“下一站，太空。”几年后，或许真的有旅游博主说出这句开场白。1月22日，北京穿越者载人航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穿越者”）举行“太空旅游全球发布会”，并官宣了首批太空游客。
愿扛世间三重苦，始得余生福满一曰寒窗苦读，以换生活之顺遂；二曰修身苦志，以换岁月之平安；三曰养生苦炼，以换身体之硬朗。
1月23日下午，众议院议长在全体会议上宣读解散诏书的那一刻，自民党议员们按惯例举手欢呼“万岁”，声音此起彼伏。